早上九點，世界展望會秀林中心社工員吉娃（註）剛打開辦公室大門，電話鈴就響起。她拿起電話，電話筒那端傳來一個女孩的聲音：
「‧‧‧‧‧我在警察局，請來幫助我！」
走夜路的阿蓮
吉娃放下電話，馬上跑出辦公室。吉娃認得這個聲音，女孩叫阿蓮，只有十四歲，國中讀了兩年就輟學在家。阿蓮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，母親改嫁到嘉義，從小阿蓮和弟弟阿明都是阿嬤帶大的。女孩目前是展望會輔導的個案之一。
「這麼早，阿蓮在警察局幹什麼？」吉娃心裡疑惑著。吉娃到了秀林派出所。警員告訴吉娃：「這個頭髮染得金黃的女孩，今天凌晨兩點還在三棧村的街上閒蕩。」
「她身上沒有身分證，家裡也沒有電話，不知如何聯絡她家人。身上唯一只有妳們展望會的電話‧‧‧‧‧‧。」警員無奈地說著，神情顯得有些疲憊。
「那麼晚不回家，在外面做什麼呢？」回家的路上，吉娃問著阿蓮。
「沒有啊，在外面逛逛‧‧‧‧‧‧，反正家裡也沒人。」
「上次不是答應我要去上學，怎麼又黃牛了呢？」吉娃說。
「不想去，上學沒意思。」阿蓮很老實地說。
「一定要上學啊，不然將來怎麼辦‧‧‧‧‧‧？」
「我想去找媽媽，回來再說。」阿蓮不經心地說著。
過了幾天，吉娃聽說阿蓮又失去音訊。這一天筆者剛好到秀林鄉採訪展望會的山地工作，於是跟著吉娃，到社區找阿蓮。
憂愁的阿嬤
阿蓮的家是低矮的平房，房門大開著，音響也放著音樂。吉娃找遍所有的房間，卻找不到任何人。
「阿蓮的阿嬤在她二兒子那裡」坐在路邊的一位鄰居用太魯閣語說著。
自小也是在村裡長大的吉娃，很快地找到田裡的工寮，工寮旁邊一群臉紅紅的人圍著炭火烤著肉。 阿蓮的大伯在工寮外漆著瓦斯筒。
「有什麼事？」幾個人遠遠看到我這個背著相機的陌生人，急忙跑來神情十分戒懼。
「要幹什麼？」
「他是來採訪展望會的工作‧‧‧‧‧‧。」吉娃忙著向眾人解釋，眾人才解除了戒備。熱情地邀我們一起喝著現在山地鄉最流行------滲了綠茶的稻香酒。顯然他們對展望會十分信任。
吉娃與眾人乾了幾杯，一經介紹，原來這些人都是阿蓮的親戚。閒聊了幾句後，吉娃才導入正題：「阿嬤呢？」
平時在外地開卡車的二叔這時也來了，他聽說吉娃在找阿嬤，就指著山上說：「阿嬤在山邊工作。」連忙騎著機車去把阿嬤載了來。
「阿蓮呢？」吉娃用太魯閣語問阿嬤。
「阿蓮離家好幾天了，‧‧‧‧‧‧她爸爸死得早，媽媽又改嫁，我從小把她帶大。
現在也管不了她了。」阿嬤佈滿皺紋的臉上，有著些許落寞與憂愁。
「阿嬤很關心阿蓮，她被人誤會是賣孫女，一直很傷心。」阿蓮的姑姑在一旁大聲說
著。
「阿蓮現在在那裡？」吉娃問。
「她去找她媽媽。」一個滿臉通紅的女人，一手拿著酒杯，一手指著南方。但也有人說阿蓮的母親已經回來了，眾人七嘴八舌地討論著，有人說：「聽說有人在下面村子的卡拉ＯＫ裡看到阿蓮。」
「怎麼沒有去找阿蓮？」吉娃問。眾人夾肉的夾肉，喝酒的喝酒。
「會，本來我等一下就要去找她。」年輕的二叔說。
「有沒有打算讓她繼續讀書？」吉娃問。
「要啊，等回來一定要她去讀書。」二叔接著說：「我一直要她把染得金黃的頭髮剪掉。叫她好好讀書，她就是不聽，只愛玩。」年輕的二叔滿有責任感，但因工作的緣故，必須四處奔波，不能常在家。「我就怕她會出事，每次她離家，我是第一個把阿蓮的相片交給警察局的。」二叔說。
「會啦，她媽媽會帶她回來。回來後就叫她去上學。」眾人附和著說。
早婚的阿霞
吉娃在秀林鄉展望會工作十餘年，先生是牧師，兩人一直熱心幫助社區的兒童。在剛才尋訪阿蓮的過程中，吉娃又順道探訪了上星期才結婚的小霞。小霞現在才國中二年級，如今輟學在家，正用竹籤串起豬肉片，準備晚上拿到街上賣。問起她的早婚。她說：「我覺得結婚很好啊。」
雖然老師一直勸她，卻阻止不了她，還是結了婚。吉娃也勸她去讀夜間部完成學業，勸了半天，阿霞才勉強地點了頭。
「她就是不愛讀書，叫她去讀書她就不高興。」她母親在一旁苦笑著說。
就在阿霞家對面的于家，五個孩子都沒上學，父親臥病在家，母親也沒有固定的工作，一家人靠著家扶中心、與展望會的救濟金度日。
在鄰村我們還看到兩個沒穿褲子全身骯髒的孩子，無視於大車的來往，坐在馬路中央。賣菜的歐巴桑把孩子拉到路旁，口裡直唸著：「夭壽哦，他母親從來不管他們，什麼時候被車撞死都不知道。」歐巴桑告訴我們，她每次來到這裡，最怕就是就這兩個小子，她說：「有時候孩子的父母外出工作，沒人作飯給他們吃，他們還會去翻拉扱堆！」
後來社工員找到兩個孩子的家，低矮的房子裡果真沒人在家，社工員只好買些東西給他們吃。過沒多久，這兩個小子又出現在大路上。對鄰居而言，像這樣的孩子似乎已是思空見慣了，也沒人愛搭理他們。
「像這樣的家庭環境、文化背景，我們再努力似乎總是感到事倍功半。畢竟再多的救濟金也不能解決問題。」社工員感慨地說。
吉娃的困擾
「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。」吉娃說她最大的困難是家長不與她們合作，有些家長根本不重視孩子的教育。不切實際的法令與人力資源的短缺都是一大問題。吉娃也曾計劃送阿蓮去收容雛妓的善牧中心，但沒有成功。「因為善牧中心也沒有錢，要收容雛妓必須先向社會局申請經費，申請經費又必須提出具體證據，雛妓的證據蒐集不易又是一大難題。」吉娃說，這程序是非常複雜的，而且浪費時間。
其實家庭問題並不一定是所有問題的根源。吉娃說，曾有兩個十七歲的女孩失蹤了幾天，家長很關心她們，請展望會協助找尋。後來警方在某家旅社找到那女孩，女孩說是一位不認識的大哥哥要帶她們去花蓮玩。她們在旅社住了三天二夜，白天睡覺晚上玩樂。女孩們理直氣壯地，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不對。
吉娃說：「某位女孩在花蓮ＫＴＶ上班，一天賺兩、三千元，女孩表示，客人喝了酒就亂摸，但她的想法是賺兩、三天就有車錢可以到台北找工作。」吉娃認為，是現代人錯誤的價值觀與敗壞的風氣影響了她們。
吉娃說：「我們要從教育著手，法令宣導也很重要。我覺得對孩子們父母的再教育是當務之急。」
但這要誰來作呢？這似乎又是一大難題。
（註：為保護受訪者，文中人物皆用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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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塵的樂園---省社會處長密訪三棧村
民國八十三年八月省社會處長唐啟明因為連日來接獲民眾檢舉，指三棧村色情氾濫與人口販賣嚴重，卻不見當地有關機關有所行動，於是決定親自前往秀林鄉民有、三棧社區實地了解。
八月十二日，唐啟明在展望會的安排下密訪秀林鄉，在完全無預警，連縣政府都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對當地數間頗負盛名的特種營業場所展開突擊檢查。
當晚八時四十分許，在村長與村民的建議下，唐啟明輕裝簡從，喬裝顧客騙過店門口保鑣進入店中。並親眼看到濃妝豔抹的女孩坐在店門招攬客人。據當地居民表示：「當時三棧村有八、九家卡拉ｏｋ，而且裡面的坐檯小姐泰半皆為年僅十三至十六歲的未成年少女。唐啟明在了解實地情況後，對嚴重的雛妓問題感到相當驚訝與震怒，並對地方政府的「視而不見」、「敷衍了事」的作風大表不滿，決定向上級反映並研擬對策。
展望會社工員說，因為這次密訪事件，引起媒體廣泛注意。地方政也開始大力整頓。由於警方的大力取締，現在三棧村幾乎每天臨檢，卡拉ＯＫ業也不敢明目張膽地營業，但展望會也因此與卡拉ＯＫ業者結下了樑子。
轉入地下
吉娃說，有一天在路上與曾是小學同學的某卡拉ＯＫ老闆娘相遇，老闆娘放出狠話：「以後展望會的人就不要經過我們這裡，否則要你們好看‧‧‧‧‧‧。」當然吉娃和所有社工員並不會因此而懼怕，「現在警員每天都會來辦公室探望我們，我們也得到村子裡大部分的鄉親支持。」吉娃說。
今年三月，為了解三棧村的現況，筆者曾路過三棧村。晚上十點，公路上一群頭髮染得金黃的青少年飆車族飛馳而過。過了三棧橋，三棧溪邊還可看到河邊兩家大型卡拉ＯＫ的霓虹燈看板，臨檢的警車停在橋頭，村子裡顯得異常平靜，聽說唐啟明密訪三棧村之後，由於警方臨檢。有的色情營業場所只好拆掉招牌轉入地下，筆者就看到一些住家的門大開著，穿著入時的少女不時向外張望，裡面紅紅綠綠的燈光顯得詭異。聽當地人說，這裡只有懂得門路的人才進得去。
三棧村的發跡
三棧村到底擁有怎樣的魅力，讓省長、社會處長、花蓮縣長傷透腦筋？關於這點，讓我們先從三棧村的發跡談起：
三棧村原本是一個位於三棧溪邊平靜的小村莊，因為風景秀麗，附近停車又方便，假日遊客越來越多。不久「小太魯閣」之名不逕而走，附近居民因應需要，起初只是發展出許多冰果室或麵店。
太魯閣國家公園設立，花蓮特產玫瑰石禁採令發布之後，三棧溪河床因管理不易，偶有盜採事件，國寶級玫瑰石就集中在三棧溪附近交易。來自全國，甚至日本遊客動轍數十萬的交易，讓當地靠石材生意維生的居民收入豐碩。
但大批來自城市、甚至日本的遊客，也加速了色情文化的滋生。「曾有一位鄰居賣玫瑰石賺了十萬，當夜就在卡拉ＯＫ花了十萬元。第二天跟太太吵架鬧出事情來，全村都知道。」吉娃說。
當地居民表示，在這些卡拉ok裡，確實有未成年少女在其中。據吉娃的先生向花蓮某檢察官求證，今年三月當地警方就抓到了六名未成年少女陪酒，其中兩名當地人其他外地人。
吉娃說，這裡雛妓問題另一個原因是，泰雅族少女在所有台灣原住民當中是皮膚最白、身材高䠷、面貌最美麗的族群，很早就引起人口販子的注意。當然現在人口販賣的情形已改善了許多，據吉娃估計，十年前這裡人口販賣占全村居民的比率約有三成！
雖然每個城市都有她的色情問題，但是三棧村的問題，卻暴露出許多其他的社會問題。其中不但包含了家庭問題，還涉及了兒童保護、教育及文化等的社會問題。任誰也不願相信，在富裕的台灣，每天竟有數萬名未成年少女出賣著自己的身體，而三棧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如果這樣的問題都無法喚起社會的關注，我們又如何能以「開發國家」自居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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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阻且長------學校老師的話
在吉娃的引介下，我們訪問了在佳民國小任教的施老師（要求保留全名）。施老師十分關心原住民社區的教育問題，不但親身參與輔導工作，甚至常用筆名在報上發表教育改革意見。以她十五年來作家庭訪問的經驗，她認為家庭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。
施老師說，有些學生從小就生長在色情氾濫的環境裡，他們幾乎都看過「Ａ片」，問他們為什麼看，他們會理直氣壯的說：「因為父母在看，所以就一起看。」由於家長的性開放，學生從小就見怪不怪。更糟的是，學生的對性的認識，觀念模糊，施老師舉例說：「學生其實很老實，都會跑來告訴我，某某同學身上很有錢。如果問那位有錢的學生，錢是從那來的，她就會說：『有個叔叔帶我去摸摸，摸摸就有一百元可拿。』」
家庭問題
根據有關單位統計，原住民社區單親家庭與隔代教育（父母離鄉工作，孩子由祖父母照顧）的比率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施老師說：「單親為了生活整天在外奔波，那有餘力照顧孩子？年輕的父母外出工作，把兒女託付給老人家，老人家沒受過什麼教育，只能張羅吃穿。根本無法督促孩子的課業。」
酗酒也是一大問題，原住民的個性豪放，施老師說：「我常到社區去訪問，常看到一堆堆的家長圍坐著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。」她說出最近的一個例子：「有一位高同學離家出走，沒來上課。我去他家探訪，發現他酗酒的父親會虐待他，半夜會叫孩子起來跑步或毒打。高同學的註冊費至今未交，父親根本沒錢，家扶中心的補助款都是老師代領，否則又被父親拿去喝酒。」
中途輟學
花蓮新城、秀林鄉兩所國中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女生中途輟學。施老師分析其輟學的原因，大致可分為兩類：一為家庭問題，二為學業上的挫折。其中尤以後者為嚴重，由於學生功課趕不上，加上教育局不時的抽測，使老師們倍感壓力。因此這些低成就的學生就成為害群之馬。老師的冷嘲熱諷，甚至不當的體罰，使學生每天坐如針氈。 甚至有些老師視輟學學生為班上毒瘤，去之而後快，免得影響班上平均成績。學生輟學都到那裡去了呢？施老師說：「有些到聲色場所當小妹或公主。」施老師接著說：「倘若學校循強迫入學委員會的流程處理，官僚體係的層層通報鐵定是會讓這些案子石沉大海，音訊杳然。」而佳民國小的「馬上辦」方法較實際：一早發現學生沒來上學，馬上通知家長。行蹤不明者馬上通知管區警方報案協尋，並聯絡兒童保護專線處理。
壓力與挑戰
「有些中輟學生混跡聲色場所，社會這個大染缸早已玷污了他們的心靈，喝酒、抽菸、吸食毒品，染上惡習不在少數。就算學校千辛萬苦找回這些迷失羔羊，不久他們又會帶幾隻羔羊逃之夭夭，對校園風氣會有不良影響。老師們輔導工作做久了也會有無力感。」施老師說。除了無力感之外，老師們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於社會上的惡勢力。施老師曾與學校的陳主任去社區關懷某學生，結果被學生母親的姘夫「追殺」。她用化名在報上發表意見，警方就找她去問筆錄，上面也不時地表達「關懷」之意，使她在輔導工作上
在法令不是很健全，實際參與兒童保護工作的人又少的情況下，老師們的努力總顯得人單勢孤，施老師說：「雖然現在有兒童保護專線，遇到虐待兒童的案子，社會局也會來處理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，加上虐待的定義認定困難，驗傷工作不切實際等。這都是實際工作上的困難。」
除此之外，施老師很肯定家扶中心與展望會的工作，他說家扶中心就近實際參與救援行動對學生很有幫助。
施老師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政府應該勒令那些色情卡拉OK歇業。但最重要的是：對學生父母的再教育及法令宣導，除非父母有正確的觀念，否則政府與學校再努力也是枉然。」
(文／游慶培／ 原文刊載於宇宙光雜誌1996年6月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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